天河空间

谈谈广东的“新”文化运动    

眼下广东的主政者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大省建设。我向来对于“大”之类的言辞抱有警惕，而文化之“大”简直要让我起疑了。说到底，仅就文化而言，我不相信现时的以行政力量推动的各种“抓手”能够真的支撑起文化的大厦来；单纯以权力为背景的增进文化的举动，由于它所遵循的运作逻辑使然，让人很难对言之凿凿的所谓“建设”树立真正的乐观。

据说，当初主政者鼓动文化大省建设的出发点是，广东并非传说中那样属于文化沙漠，所欠缺的惟有发现文化的眼睛罢了——这种并非纯粹的自信包涵着复杂考虑。我的意思是，行政资源在推动“文化建设”（注：我特别讨厌这个词汇）上具有天然的优势，但在咱们的语境中谈论文化建设，仅有这个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都知道西湖有今天的文化地位，完全仰仗于苏东坡和白居易两位主政官员的自觉努力。但作为文化人的苏白二老与如今被牢牢纳入官僚系统的公务员相比，行事准则和做事方法有着天壤之别。

简单说，在文化大省建设被写入广东地方发展战略规划的情况下，建设本身的成就会被提拔到一个不合适的高度，具有着与GDP一样的对于官员的考核威力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封闭运行的行政系统中，“文化建设”是作为一项指标被强行贯彻下去的，成为机械的目标任务。这已经很明了了，文化建设一旦挂帅，一旦成为地方发展指挥棒中的其中“一根”，那么官员在推动“文化建设”的过程中很难不带有功利心，因为指标完成与否，完成的质量直接关系着仕途命运。咱们以前不就是数字出官吗，这种情形下，会不会文化建设出官呢？而依照这个逻辑推断，会不会只作表面功夫，而忽视文化自有的发展规律呢？

当然，在文化大省的旗帜下，我们的确见着了热闹的场面。考古人员在辛勤地寻找广东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新证据，并取得了不朽（或者速朽？）的发现，广州的城市文明已经向前推进到千年（难保不会再次向前推进）——似乎忽略了宋朝以降广州城郭举步不前的事实。中国戏剧的主要流派、主要代表人物也纷至沓来，在广东的舞台上上演名曲名戏，可是为期只有一天，像一阵绚丽的风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高傲地刮过去。

亚洲艺术节以最什么最什么的庞大修辞推到了报纸的头版，并一再强调参加国家之多、种类之繁复、观者之云集。会期仅一天的文化论坛在中山举行了，当地主政者欣然宣布，以论坛召开为契机，如何如何推出文化建设的战略宏图——一次会议竟然成为关系城市未来发展的契机，这不能承受之重真要倚赖文化建设了！内里刻有英文的文化“金钟”永久落户羊城，金壁辉煌、盛事庆典啊。眼下，国际旅游文化节又要“拉开帷幕”了，这次多少亲民些，有花船在珠江的夜色里游弋，还安排了规模巨大的冷烟火表演——但是广州警方的一则公告又令人大倒胃口，警方以威严十足的口气威胁道：严禁市民以任何形式扰乱文化节秩序。

可是这个时候，在光鲜的文化建设外表下，南粤最有影响力的粤剧团却在差不多露天的排练场排戏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剧院，指望大篷车一样的流浪形式，在所谓的文化市场中苦苦挣扎、苦苦求生存；某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特有建筑要被开发成商品房了；古老的民间工艺孤独地等待死亡；南越王墓穴的展厅中，展品被潦草摆设，一座规模宏大的展览建筑包围着不过百平方米的越王“真迹“；而我在堂皇的广州某展览馆里，只发现一小段具有文化品质的明朝广州驻守的奏折，而剩下的别的场面、别的肃穆的展室都被先进性了。

    其实我也不确定我所指称的文化就是“他们”理解中的文化，我也有过犹豫：或许等到百年后，这些官员的文化建设功绩说不定也就真的演化成“文化”了，也未可知。但我还是不惮以被指责为鼠目寸光的看法，坚持诸如这样的观点——文化建设，即便是合法的，也必须要和市民的生活联系起来，尽力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，促使他们自觉地追求，而不是感觉高不可攀援、远不可企及；文化建设的成果最好是开放的，能够被普罗大众以简便的方式分享，而不能仅仅成为特定人群用以铺呈概念化业绩的私有活动。

再罗嗦一段——以官场的规则去决定文化建设（原谅我再次使用这个可恶的词语）的方方面面是可耻的，以类似GDP的效用去衡量文化建设的成就则简直要拖出去打pp了。个人觉得文化的繁荣最终还是要依靠民间力量来完成，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才是面貌矍铄的文化真面目；行政资源的运用最好以促进文化团体发展为主要“抓手”，用力培育有利于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公共领域——说到底，文化不会扎根在富丽堂皇的文化大楼里，它的根在民间，在文化公共领域，在与民众的心齐平的地平线上。